郭道晖：《论法的本质内容与本质形式》，《法律科学》2006年第3期。

在康德看来，理性是人先天具有的把握绝对知识的能力，但并非没有界限，一旦逾越了自身的界限，即会陷入幽暗、困顿之中。芝加哥学派拿出来万用的法宝便是合理法则的彻底采用。

理性选择为依据的制度建构其实赋予理性以不可承受之重。因此，竞争的制度保护和个体保护辩证地在一个共同的交汇点被扬弃，私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浑然融为一体，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也是在促进私人利益，或者说，为了促进私人利益才去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因此，竞争法所保护的利益是以整体的状态存在着的，也只能以整体的状态存在。制度是可以设计的，其结果主要取决于所设计制度包含的激励与约束。

但未上升为主观意义的权利的法益等广大领域也在法的光照之内。施密特敏锐的学术触角已抵达实质正当性的领域，揭开了形式合法性的面纱，从而也使得公共政治的伦理价值得以显现。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人大主导立法为主题的论文已有130篇。

立法学的研究工作落后于立法工作实际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的转变。改革开放的持续前行为中国立法学的成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之后的大部分立法学教材基本上都采纳了立法原理—立法制度—立法技术研究架构。中国需要成千上万的立法起草者，历史的紧迫性要求法学院系着手从事这种培训。

(三)立法学创立初期的研究成果及其特点 立法学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相关专著与论文的出版与发表。我国目前所处的法治进路转型，意味着法学从偏重于学习和借鉴西方法律制度和理论的追仿型进路，转向以适应中国国情、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目标的自主型进路。

2016年第六届立法学年会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理论与实践为主题。(35)周旺生：《中国立法五十年——1949-1999年中国立法检视》，《法制与社会发展》2000年第6期，第17-18页。在此过程中，中国立法学研究的进路将实现深刻的转型。2012年第二届年会分别以新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专家建议新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建议稿研讨以及地方成功立法的实践与理念三个主题召开研讨。

学者们偏好法教义学的研究方法与思路。当然，由于历史条件所限，法学界对于立法学研究的投入还非常有限，与指引立法实践的需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法治体系，实际上就是从立法到执法、司法、守法等全部法的动态运行过程的总和。其中，立法原理主要指与立法有关的普遍规律的理论表现。

在立法技术方面，由注重立法形式结构的立法规范技术向以立法实效评估为主要内容的立法评价技术的转变。该文提出，研究立法问题，不仅对于法学来说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也应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进入新时代，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革与社会变迁，也正在进行一场宏伟而独特的法律规制实践。代替立法理论对立法实践发生作用的，是当时意识形态领域那些以阶级斗争为轴心的主流理论或观念(34)。

它主要是从政治学知识的角度阐述立法权与立法程序问题。周旺生教授关于立法学体系构成的三要素说逐步成为立法学界的主流观点。它需要在全国、省、地区和市县各级制订新的法律和法规。因此，立法民主问题一直是中国立法学研究的经典命题。它所研究的不是某一部门法学或某项法律的具体问题，而是对整个法的原理、原则、概念、范畴和规律性的东西进行理性思考。文章最后提到，总之，《立法学》一书把理论性、学术性、知识性和实用性较好地结合了起来，是我国法学在立法研究领域的补白佳作。

公众参与立法是实现民主立法的重要方式。2016年，曾粤兴主编的《立法论丛》第1辑和黄建武主编的《立法评论》第1卷出版。

因之，人大主导立法、立法过程中的利益平衡、立法协商等问题成为新时代中国立法学研究的热点。立法作为国家的一项重大政治活动与实现某项政治目标的重要手段，必然带上政治性、时政性和意识形态性的深刻烙印。

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地方立法研究方面出版了大量的论著，几近占据《立法法》颁布之后全部立法学专著的近一半，内容涉及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划分、地方立法权范围、地方立法质量评估、地方立法协商、地方规范审查、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设区的市立法、区域立法等诸多方面。该文提出，立法也是一门学问。

在后法系时代的语境之下，在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的转变过程中，如果立法学研究仅就立法言立法，做不到瞻前顾后、左右兼顾，其在通过良法实现善治的实践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必将受到局限，弄不好甚至成为严格执法与公正司法的负担与累赘。⑨高帆：《关于加强立法学研究的几点意见》，《法学评论》1988年第3期，第14页。(1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形成，也意味着中国立法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后体系时代。尤其是在如何立良法这个问题上，社科法学的研究进路能够帮助我们对立法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以及立法质量、立法实效等进行较为客观、合理的理解与描述，并且为我们对现行立法体制、立法制度、立法规则提出批评与改进的建议提供重要的智识来源和充分的理由依据，进而实现对法教义学研究对象的深层次改造。

譬如，吴大英《立法制度比较研究》(1981)和《比较立法学》(1985)、曾济群《中外立法制度之比较》(1988)、法仑德《美国宪法的制订》(1987)、李林《立法机关比较研究》(1991)、石泰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立法》(1994)、曾繁正《西方国家法律制度、社会政策及立法》(1998)，以及介绍苏联立法的《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立法纲要汇编》(1982)、《苏联宪法和苏维埃立法的发展》(1987)。这是因为，在研究立法的过程中，如果离开了社会科学的方法，我们就无从知晓什么是良法，也无法回答何谓民主立法和科学立法。

立法技术是指立法过程中所采取的各种方法和技巧的总和。在立法保障之下推进改革，在深化改革中完善立法。

现代社会价值多元、观念分歧的现实也使得立法只有获得主流政治力量的认可与支持，才能完成为全社会确定政治共识与共同价值观的任务。立法学的法教义学研究主要把《立法法》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立法的基本概念、制度以及法律的内在结构与外部形式的详细阐述推动立法的科学化。

该论文对当时中国立法学的研究状况的评价是，如果说立法学目前在世界范围还是薄弱的学科，那么应当说立法学目前在中国连薄弱的学科还远远算不上⑩。以立法为正题名的专著和学位论文共计6004部、以立法为主题的论文207021篇，以立法为关键词的论文12443篇，篇名中出现立法字眼的论文有69132篇。要搞好立法工作，必须重视研究立法学。越是强调法治，越是要提高立法质量(20)。

拉伦茨曾这样分析了立法学研究在推动立法过程中的主要任务：第一，将待决事务当作法律问题清楚地显现出来。此外，区域立法方面也有了不少论著。

尤其是在2000年《立法法》颁布之后，立法学研究的重点从宏大叙事的制度架构转移到具体细微的立法程序与技术，从应然的西方立法原理转移到中国特色的本土问题。(一)全国立法学教材的统一修订 2000年之后，立法学界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对新制定的《立法法》进行解读和阐释。

具体到中国，由于历史的安排，中国作为一个寻求迅速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一个为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塑造新的法律秩序的历史性任务。中国处于大立法时代，立法法理学应有助于理解和回答中国问题，应当实现从司法中心主义的法理学转向以立法为中心的法理学。